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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魏华林:保险市场改革开放的得与失

    中国保险业自1979年复业以来,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。在当前这个行业巨变的时点,回望历史无疑有助我们更好的看清未来。

     

    2018年10月19日,“2018年《保险研究》论坛”暨“中国保险历史(文献)图片展”在武汉大学举办。本次论坛由武汉大学、中国保险学会主办,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、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、《保险研究》编辑部承办,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协办。论坛的主题是“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:保险改革的历程与前瞻”。

    来自武汉大学、武汉市政府、中国保险学会、清华大学、泰康资管、国任财险等嘉宾做了精彩发言。


    论坛上,武汉大学中国风险研究中心主任魏华林教授作了题为“保险市场改革开放的得与失”的主旨演讲,对保险业过去近40年的发展进行了复盘,同时指出了新时期下,保险业需要关注的问题。

    保险市场改革开放的得与失

    武汉大学中国风险研究中心主任 魏华林

    作为中国保险业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阅读者,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,中国保险市场的改革开放好似一本教科书,一本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保险教科书。它一方面记载了中国保险业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,记载了中国几代保险人的辛勤付出,记载了一个朝阳行业的迅速崛起;另一方面,它也回答了保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,总结了保险市场的成功经验,丰富了保险市场的发展规律,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,得到了国际认可,引起了世界关注。

     

    纪念中国保险业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最好方式,或许是通过回味过往的人和事,评说过往的是与非,看一看保险业在改革开放中收获了什么、失去了什么,听一听保险中人此时此地有怎样的心声,何样的感悟。

    40年成就:保险业快速发展,改善国家金融结构,促进国家金融稳定

    回望保险市场改革开放40年,留下来的是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故事和难忘的记忆。

     

    1978年12月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。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的4月,根据国务院批示,中国人民银行印发《关于恢复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》,决定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。

     

    40年来,我国保险业紧跟时代步伐,坚持改革创新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保险机构数量从1979年恢复之初的1家增加到2017年的228家,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保险市场体系。


    保险服务已渗透到生命财产风险保障、养老医疗风险保障、灾害事故风险保障等多个经济社会领域,成为填补社会保障缺口、服务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,成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、应对灾害事故风险的重要机制,成为支持投资、保障出口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。

     

    40年的保险市场改革开放,其收获不仅是社会的风险意识不断增强,民众的保险意愿日益提升,而且取得了许多令人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。

     

    第一,中国保险业是国内发展最快的行业。在40年时光里,中国的保费收入从1980年的4.6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.6万亿元,年均增长率达到27%;保险资产从初期的14.5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6.7万亿元,年均增长率达到28%。保险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朝阳行业。

     

    第二,中国保险业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保险大国。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的保险业在世界保险市场中的排名是第68位,经过40年的一路追赶,先后超过了德国、法国、英国和日本,2017年,中国保险收入规模排名已经升至世界第2位,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保险市场大国。 

     

    第三,中国是对世界保费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。2016年全球保费收入的增量是1500亿欧元,其中700亿欧元是由中国贡献的,贡献率达到47%,贡献度排在世界第一位。

     

    以数字显示的这些保险业发展成就,放在三个国家制度框架即国家安全、经济发展、金融稳定中,更能显示出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

     

    从历史上看,国家设计改革开放蓝图初衷,是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两个问题,一个是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,另一个是国家的安全稳定问题。两者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。


    回首过往的40年,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,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两件事情进行的。两个初衷构成了改革开放的主旋律。当下的中国,从宏观管理的角度看,同样有两个问题备受关注,一是维护社会稳定,二是实体经济发展。

     

    但是,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。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经济稳定,经济稳定的前提是金融稳定,金融稳定的关键是金融结构的合理性。

     

    一个合理的国家金融结构需要由三个支柱构成,即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。改革开放之前,中国只有银行,几乎没有证券和保险,这样的金融结构难于支撑经济发展,是不合理的;改革开放后,国家有了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,支柱倒是齐了,但三者之间的比例很不合理,证券资产和保险资产加在一起,在国家金融资产中比例只有10%左右,这样的金融资产结构,同样难于支撑经济发展。


    40年来,保险界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,一个是“发展”,一个是“做大”,何因所致?从这里可以解读读到一些原委。

     

    简而言之,构建合理的金融结构需要保险,维护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也需要保险。


    保险业的发展成就,对于国家金融稳定、经济稳定、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。中国的保险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靓丽的成就,归根到底,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。改革开放为保险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,增添了巨大的活力。

    40年沉珂:“三不”问题突出,三种中介形态一起推向市场或需反思

    改革开放是一把双刃剑,有好也有坏,有得也有失。从开放的角度看,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,经历了三个阶段,1979年至2001年为 “摸着走”阶段,2001年至2008年为“跟着走”阶段,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“自主走”阶段。其中,每个阶段都有得有失,阶段的变换,反映的是得与失的关系调整。

     

    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 “失去”,是客观上需要付出的一种代价,是难于避免的,属于正常现象;但另外一些“失去”,不是客观原因所致,而是由人们的认识偏差或非理性行为造成的。我们这里讨论的对象是后者,而不是前者。

     

    40年中滋生的“三不”问题:不守诚信的销售、不畏风险的承保、不计成本的经营

     

    那么,在过往的40年里,有哪些认识偏差和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不好的后果呢?我们将之归纳为“三不”现象,即不守诚信的保险销售,不畏风险的保险承保,不计成本的保险经营。

     

    在保险销售过程中,不守诚信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。到底什么样的行为被视为不守诚信的行为?有人将之指向保险产品售卖过程中出现的销售误导。所谓销售误导,套用坊间的一种说法,就是“忽悠”,而所谓“忽悠”,就是对自己不相信的事情,试图说服他人相信的行为。比如,为了让客户购买保险产品,夸大保险的作用、夸大保障的范围、夸大保险的利益等等。这种情况的发生,无非有两个原因,一个是利益驱使,一个是认知缺陷。

     

    通常情况下,出现销售误导源于对保险商品特殊性的误读。保险商品的特殊性在于,客户购买保险的目的,不一定是为了消费,不一定是为了使用。有人说,世界上有两件东西,可以购买持有,但不是为了使用:一个是棺材,一个是保险。原因很简单,这两样东西, 一旦派上用场,灾难就来了。

     

    从这里可以看出,销售误导与不守诚信还不是一回事。这是因为,最大诚信原则所针对的是特定的人、特定的事、特定的行为。具体地说,最大诚信原则所针对的人是投保人,所针对的事是保险标的,所针对的行为是保险欺诈。然而,在中国保险市场上不守诚信的主体,在一些社会民众看来,不是投保人,而是保险人。这一点与最大诚信原则的订立前提有着本质上的差别。

     

    最大诚信是保险四大原则之一,是保险业安生立命的一个重要原则,无论发生什么情况,都需要无条件遵守的一个原则。然而,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则,如果被我们丢掉了,其后果不堪设想。

     

    在保险承保过程中,不管风险是大是小,一味承保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为了完成所谓的业绩指标,面对来自不同渠道的投保业务,不论投保对象的性质如何,不管投保对象的风险大小,来者不拒,一口吞下,大有“过了嗓子不怕烫”之势。然而,医学常识告诉我们,食物超过60度,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同样,不畏风险的承保一旦超过保险底线,需要承受巨大的代价。

     

    不计成本的保险经营,在当下中国保险市场早已是司空见惯,举不胜举,比比皆是。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生存困难的中小保险公司,也存在于没有生存问题的大型保险公司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比如,寿险公司存在的资金成本企高不下,产险公司存在的附加费用难以降低等现象,其后果除了会导致保险企业的经营亏损,还会影响到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,应当引起关注,寻找化解之道。

     

     成也中介,败也中介?


    导致“三不”现象的原因何在?有人将之归因于保险中介。这个结论未必正确,需要再作讨论。


    20年前,我有幸与南开大学的江生忠教授、上海财经大学的许谨良教授共同做过一个研究课题,名称是《中国保险中介产业政策研究》。通过研究,使我们弄清了一个真相,得出了一个结论。其真相是:保险中介有三种主要形态,即保险经纪、保险代理、个人营销。


    英国的保险中介是以保险经纪为主,美国的保险中介是以保险代理为主,日本的保险中介是以个人营销员为主。英国选择保险经纪人是为了降低公司风险,美国选择保险代理人是为了扩大保险业务,日本选择个人营销员是为了节省费用。不同的选择,不同的缘由。

     

    我们将这个真相报告给课题委托方,但是,决策层在执行的时候,不加区分地将三种中介形态一起推向中国保险市场。


    意外情况的出现,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:未来的中国保险市场,“成也中介,败也中介”。


    20年之后,当我们再看到中国保险“乱象”的时侯,心中除了感叹,还是感叹。

    新时期建议:保险业三大关系亟待理清

    中国保险市场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个年头。圣人孔子有一个自我总结,俗称“四十而不惑”,说的是,人到了40岁,应该能够明辨是非曲直,不要再为外物所困惑,对外应该明白社会,对内应该明白自己,对自己应该明白责任。

     

    那么,40年之后的保险人或保险业,如何做到明白社会,明白自己,明白责任?我的体会是需要理清三个方面的关系,一是风险保障与风险管理的关系,二是保险经营与保险管理的关系,三是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关系。

     

    关于风险保障与风险管理的关系

     

    这个问题涉及到保险业喊了几年的“保险姓保”的问题。前几天,银保监会黄洪副主席的一个讲话提到,有人将“保险姓保”理解成保险回归风险保障,这是片面的。关于这个问题,中央的提法是“回归本源”。两者的用词不同,含义也不同。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,如何表述只是形式问题,无关紧要,紧要的是这两个词的内涵及其意义。

     

    从最初接触保险开始,我对保险中的“险”字一直迷惑不清。经济学教科书说它是一种不确定性,保险教科书说它是保险合同的保障对象。为此,我查阅过《辞海》的解释,查阅过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解释,查阅过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的解释,还查阅过中国原保监会《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指引(试行)》的解释,等等,但到头来还是一头雾水。

     

    最近,我读了上海财经大学谢志刚老师的一篇文稿,方才知道,一头雾水的不止我一个人。谢志刚老师给上述这些定义下了“四宗罪”:第一,只强调风险事件发生的结果,不重视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;第二,静态,而非动态地定义风险;第三,缺乏参照主体,不明确是谁的风险;第四,用一个比风险概念本身更加含混的概念(uncertainty)来定义风险。这些都是不对的。

     

    谢志刚老师通过研究普洱茶,发现了风险的秘密,他说:研究风险的目的是为了管控风险,而管控风险的原则是未雨绸缪,管控风险的对象是事件发生的导因。风险的导因需要区分为外因和内因,而确定外因和内因,需要一个参照,这个参照就是风险的当事人。当事人行为主体可以是管理主体,也可以是决策者。基于这个认识,他重新将风险概念定义为:风险(Risk)是指,相对于某一主体(当事人,决策者)及其预期目标而言,一个由外因、内因和综合效应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的动态因果过程。

     

    谢志刚老师的风险分析有些奇特,但他已经接近“真理”。我这里所说的“真理”,就是理论界正在探讨的风险所有权理论,这个理论将风险当事人分为四个主体:风险的制造者、风险的受益者、风险的受害者、风险的管理者。

     

    习主席在讲国家管理的时候,将“管理”改为“治理”;在讲国家治理的时候,提出“源头治理”。而源头治理,主要就是风险治理。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结论:国家治理应该从风险治理抓起。

     

    做好风险治理需要以风险所有权理论作指导。现在的保险,主要是解决如何集散风险的问题;现在的风险管理,主要是解决如何发现风险、计量风险、管控风险的问题。未来的保险和未来的风险管理,则主要是解决如何降低风险,如何减少损失的问题。

     

    关于保险经营与保险管理的关系

     

    不论是企业还是行业,其经营都离不开两个维度,一个是经营,一个是管理。但是,我们的保险教科书将这两个范畴集合到一起,称为“保险经营管理”。在保险实践中,为数众多的保险经营者和保险管理者也将保险经营视为保险管理。

     

    这种理念上的偏差,一方面导致了保险经营与保险管理之间的界限模糊,以管理代替经营。例如,保险的负债经营被称为保险负债管理,保险营销经营被称为保险营销管理,保险的经营系统被称为管理系统等等;另一方面,导致了保险经营与保险管理之间的关系颠倒,重管理、轻经营。纵观中国保险市场,大到一个保险公司的总裁,小到一个保险公司的外勤业务主管,其工作的重心不是与保险业务直接相关的经营,而是与保险业务间接相关的管理。

     

    其实,保险经营与保险管理是属于范畴不同的两个概念,保险经营属于市场经济范畴,保险管理属于组织协调范畴;保险经营通常属于实体形态,最终体现在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上,保险管理通常属于非实体形态,最终体现在环境氛围和文化认同上;保险经营是以客户为中心,代表着经营者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,保险管理是以员工为中心,代表着管理者与员工或员工之间的互动;保险经营的目的主要是提高效益,从而增加利润,保险管理的目的主要是提高效率,从而降低成本。

     

    如果不加以区分,将保险经营视为保险管理,甚至以“保险管理”替代“保险经营”,势必出现“一管就死,一死就放,一放就乱”的保险“乱象”。因此,解决保险市场“乱象”问题,需要理顺保险经营与保险管理的关系,遵守保险经营大于保险管理的规律,回归保险管理服务保险经营的本源。

     

    不过,这样表述并不意味着管理不重要,恰恰相反,管理是一个公司、一个行业发展的基础,基础不牢,地动山摇。如果保险管理做不到位,保险经营不可能获得成功。目前,保险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,不是管理过度,而是管理水平跟不上,不适应保险经营的变化,因此,整个保险行业出现了从上到下说管理、从早到晚抓管理的现象。

     

    关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

     

   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。这个问题既涉及到宏观领域,也涉及到微观领域,乃至中观领域。保险市场也不例外,从某种意义上说,保险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失败,经验与教训,与我们理解与掌控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     

    40年来,保险业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没有问题,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掌控的比较适度。例如,通过构建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,完成了人身保险费率市场化的改革,使中国的寿险产品价格平均下降15%左右,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。

     

    但是,也存在两个与保险改革开放的方向相悖的现象。第一个现象是认识领域的两个误导,一是认为规模大的保险公司,就是一个好公司;二是认为只要赚钱的保险公司,就是一个好公司。果真是这样吗?对于保险行业来说,到底什么样的公司才是一个好公司,是一个需要再行研究的问题 。

     

    第二个现象是保险市场集中度出现异常。目前,以财产保险公司为例,前三家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是63%,其中,人保财险33%,平安财险20%,太保财险是10%;前10家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合计是85.06%。相比之下,美国最大的财产保险公司farm,其市场份额是10.2%,前三家财产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是20.1%,前10家财产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是45.1%。

     

    市场集中度指标能够反映市场化程度,反映市场活力。中美保险市场集中度指标上的差别,说明我们保险市场的改革开放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。

     

    当然,由于中美两国的历史和国情存在差异,这样的对比也许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我们想说的是,在改革开放过程中,中国保险市场集中度的波动或变化,出现了一些异常,由前期的由高向低,到现在的由低向高。这种情况,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保险市场化程度降低,市场的竞争性削弱;另一方面,意味着可能会导致市场的不公平竞争,导致中小公司的生存困难。这是后改革开放时期,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。就保险公司而言,应当解决好相互关联的两个难题:一个是“自身发展”,一个是“市场调适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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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更新时间:2018/10/24 10:04:12  【打印此页】  【关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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